沈鹏先生多面观
新时期改革开放四十年，在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的最初三十年中，沈鹏先生一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在最初创会的舒同主席时代，副主席都是各界名流，是由各方自然而然汇集起来的元老大家所担任，他们都年事已高，如赵朴初、沙孟海、启功，还有周而复、林林、朱丹、陈叔亮、谢冰岩等，而且他们大多不以书法创作作为本专业，只是以个人善书法见长，但在本行本职上，却都是卓越杰出的领军人物。而再下一个年龄层次，四五十岁一代的精英人物，年富力强，都位列常务理事之阶。如沈鹏、刘炳森、刘江、夏湘平、佟韦，构成了中坚和少壮派这一层级的杰出代表。请注意，沈鹏先生当时已经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了。
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二届主席团（一九八四—一九九〇），启功先生众望所归，出任主席，沈鹏先生已经升位为副主席，与王学仲、方去疾、陆石等并驾而立。至第三届、第四届即一九九一年至二〇〇五年，则已经从顺位第一的副主席旋即任代主席、主席。这样算起来：从一九八一年第一届书协“恢复期”的元老格局中，已有实力资格作为少壮派中坚力量的代表进入领导层而就职常务理事职位，到第二届任副主席成为领导班子成员，到第四届二〇〇五年底前一直担任主席，沈鹏先生活跃在中国书协和书坛，仅凭实际的岗位职务影响力，从一九八一年协会成立起一直持续到二〇〇五年共计二十五年，几乎占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近三分之二。
这样的计算是有意义的，在这二十五年间，沈鹏先生为当代书法界提供了哪些思想观念和创作实践的丰硕成果？又有哪些理论在当代书法史上具有无可争议的独创性、现实针对性，更拥有鲜明的“沈鹏”色彩和标签？
一、倡导诗书一体与书法的可持续发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沈鹏先生所面对的前辈，如启功、赵朴初、沙孟海、陈叔亮、周而复等，都是从优秀传统文化里浸泡出来的硕学大儒。论古文诗词功夫和文学创作能力，都是行家里手。由此上推沈尹默、潘伯鹰、郭沫若、于右任、林散之、容庚、商承祚、王个簃、唐云等，才思有敏捷与否之分，但功底深厚则是毋庸置疑的。而到了沈鹏先生这一辈，以学问诗赋为宗、以书法为兴趣的传统模式，受大环境影响而渐渐淡出，而专职写书法并以此为主业，却成为普遍现象。善词韵通诗律者，在书法圈里越来越少见。迄今为止，检诸书法界作为少壮的中坚一代，身后传世还有一卷诗文集者几如凤毛麟角。而在他年辈以后的当今一代，更是以出版书法篆刻作品集为普遍风气，而无暇问及自己本来应该有诗文集的行世，甚至也不再视诗文为书法家之必须而竟成多事了。
古诗文之于书法，本来是一体两面的事情。书法写汉字，汉字有形、音、义，于是自古以来书法家必同时是文学家。这是有目共睹、纵贯数千年的书法史常态；尤其是宋元明清时代，更是书家中无人不诗——不诗不文的书法家，常常被认为是风范不高的匠人。
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以来，承传有绪的古典诗文脉息遭到了中断，经历清末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时期，古诗文如“明日黄花”，擅长者日渐稀少；而新时尚的白话文又很难进入书法实践；于是书法家两头为难，只能选择埋头技法以证自身之存在。在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后的初创时期，除了老一辈经历“文革”后还能硕果仅存的元老大家诗文功底深湛之外，当时中年一代以下，只能选择钻研书写技术而忽略诗文素养的配合；时代所限，当是无可奈何的事。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看沈鹏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的“弦歌不辍、老而弥兴”，我们才渐渐体悟出他在当时所坚持的独立不迁和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尤其是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期间，对当时不无寂寞的有意重视文化、文史、文辞时风的引领作用和非凡价值。表面上看来，它本来是沈鹏先生个人化的一个业余爱好，但放在沈老这纵跨二十五年时间长度的书法生涯中，却是为我们树立了一面清晰的旗帜：若取现成的“以文化人”作翻转语，那就是以“诗”化“书”，诗书一体。这样的作用，在他之前有作为有担当的，是启功先生和赵朴初、林散之、沙孟海这一代老辈书家，而在他同时，却已是不无寂寞甚至大有四顾茫然之感了。当然王学仲先生以下，仍然有一些于此关注的同道者；有的还出版了个人诗集。但作为一种文化层面类型化的特定时代现象，则已是盛况不再。而沈鹏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断发表新诗作，记事述史，一时成了“孤军”式的奋斗和坚持：锲而不舍，埋头苦干，在书法界不懈地倡导“诗文”风范，在时下起到了积极作用。
正是沈鹏先生这样的坚持不懈、水滴石穿，用儒家说法乃是在时代大潮中把本已被鄙夷甚至弃而不顾的旧传统，却以“孤臣孽子之心”坚持奉行，从而求得斯文不坠更冀存其精华，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书法界，才能在二十五年间树起了一个醒目的书法文化标杆。沈鹏先生倡导的书法可持续发展观念，具有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鉴于中国书法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价值，他认为，我们不仅是继承者，更是开拓者，没有继承谈不上开拓，而开拓才能使文脉兴旺，出现新局面。他对于囿守某家某派，甚至以馆阁体为皈依的现象表示遗憾。对于“书法热”出现的浮躁、急功近利表示担忧。看他的文章经常提到“多元”“宽容”“融合”等观念。可以说在当前书界，沈鹏先生是常怀忧患意识之一人。今天我们在“展厅文化”时代，忽然发现除了形式、技巧、视觉观赏效果之外，竟普遍还有一个明显的“短板”：文化；于是奋起直追，号召大家努力，拼命补课，从国学班到古文字、古文辞到诗词歌赋乃至错字、俗字、碑别字的讨论争议，各持己见、各不相让；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没有沈鹏先生等对诗书一体文化形态的“一意孤行”坚持二十多年乃至今日，如果没有他在中国书法家协会任职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和身体力行，如果没有他所发出的强烈“信号”以及背后蕴含的充分的价值观，今天我们何得悟此？
直至今日，沈鹏先生坚持四十年的书法创作“诗书一体”模式，仍然是当代书法界人士最推崇的模式，它具有极高的共识度。
二、艺术（美术）理论的先导
“诗书一体”是一种古典类型的知识结构；而美术史论（艺术理论）又是另一种非常具有“现代性”的知识模型结构。在这方面，沈鹏先生又拥有了一种得天独厚的视野优势与思辨优势。在当时乃至现在，书法圈内尤其是领导层中，有这样优势的人才凤毛麟角。
长期供职于人民美术出版社并任编审委员会主任，又曾兼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的沈鹏先生，在书法界显然是非常珍贵的存在。改革开放之始，百废待兴，书法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要尽快做常识的普及推广。各种文字资料介绍、各种人物名家作品词条式的书法史和书法文章，成为当时最受欢迎也最常见的理论著述。但在其中，缺少的却是能拥有独立思考判断能力的思想之论、思辨之论。缺少思想的逻辑、推衍、分析、归纳的展开方式；而对书法作为艺术的本体论、价值观、方法论讨论，更是感到十分陌生和迷惘。与当时较多较常见的书法人物作品介绍、书法史一般资料排列相比，书法哲学和书法美学的贫弱有目共睹。而这种状况，反而衬托了沈鹏先生在当时的独特地位。
沈鹏先生在书法领域中的长期思考，呈现出如下特征：
首先，在书法创作文字内容上，他所取的态度，显然是古典的文史传统的；但在书法实践本体的认知模式、行为方式、功能定位、思辨立场方面，他却有着近百年来“西学东渐”所引出的现代学术品格特征。这自然是得力于他在书法“近亲”的美术理论方面的积累和思维习惯。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期间，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大量看稿，处理各种论文著作书稿，不管是釆取英法美模式还是苏联模式，相对于古代文艺理论的古汉语方式和古代喻象思维方式，都是百年书法在过去所不熟悉的“外来”。但正是这种对“外来”的吸收，使沈鹏先生的思考完全不同于许多只关注文献考据饾饤佶屈的书法理论家。相比之下，他是更加偏向于美学的、艺术的。收集、排比、研究文献史料，是每一个学者必然会有的基本功；但从形而下的物质的文献史料上升成为定性式的形而上的提炼、归纳、抽象，却是需要强大的思想力的支撑。作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这样的领头人角色，他的理论立足点的设定，不仅仅是要扎根于具体而微的历史事实个案，还要为过去、现在、未来的书法事业发展承担责任、明确方向。亦即是说，作为主席，他首先要考虑的，是“兼济天下”，带领全国书法界志士同仁，视“兼济天下”为第一要务。于是，思想的张力、思维的深邃、思辨的敏锐，便成了意识形态领域中一个有坚实专业基础的领袖人物的必备素质条件。比如沈鹏先生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书法美学理论尤其是草书“抒情性”的反复强调，前不久又有对书法的“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辨析论述，都带有明显的来自绘画雕塑建筑之学、美术学、艺术学的思考方式与痕迹。在改革开放早期处于筚路蓝缕而尚未成熟阶段的书法理论看来，美术理论当然首先是“他山之石”，属于近邻而且还是“高邻”，相比之下要成熟得多。这样，书法与美术在命题上自必是各立门户，因为面对的是“书”与“画”之不同的审美对象；但在方法上完全可以移植与借用。如果说沈鹏先生当时的视野和学术意识能占据高位、鹤立鸡群，我想应该是得益于他长期从事美术理论领域工作所培养出来的先天优势吧？而这种意识一旦通过持续不断地撰写著作论文、出版策划推广、讲演教学传授以及通过协会组织化运行的推动，使本来只是萌生、储存于沈鹏先生个人的先进思想认识，得以迅速扩散、蔓延、传递、浸润，成为一个纵贯三十多年的创作实践、理论认知和教育传播的时代大命题，有赖于长期在美术理论领域取得的丰富先期经验和方法论，对新崛起的书法艺术不断提出当下新的发展命题，这是沈鹏先生在当代书法发展中最值得一提的大贡献。他让我们这一辈后来者少走许多弯路，少陷入细枝末节的技法教条和寻章摘句，从而在大局意识层面上加快完成当代书法思想理论的“原始积累”阶段的任务，走向独立的艺术自觉，使书法艺术虽在时间上后起但却迅速成为当代艺术王国中最显眼的专业门类之一。
沈鹏先生重视人才，任职期间发现不同才能、年龄的书法家能用其所长，从高层领导职务到能够发挥专长的岗位，都不吝推荐。他甚至从专业刊物上发现不相识作者的佳作便追根问底，向有关方面介绍。他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十六字方针：“弘扬原创，尊重个性，书内书外，艺道并进”，得到了书法界专业人士和爱好者的普遍认同。传统的教学较为教条，思想境界狭窄，受到我国长期封建意识形态的束缚，而十六字方针立足于人的个性自由，肯定人的尊严。为此，真正的创造必定具有“原创”性质。
三、抒情的草书
沈鹏先生善草书。草书成了他一生的标签。
记得在八十年代初的一九八一年之际，中国文联要编辑《中国新文艺大系》（一九八三年开始陆续出版），其中“书法集”独立成卷，委托先师沙孟海先生主其事。当时我们几位同学作为沙老的助手，都参与了具体的编务工作。在纷至沓来的征集稿件中，有一张半张报纸大的横幅大件草书黑白照片，瞬间令我注目不已，那就是沈鹏先生的杰作。我当时的少年印象，这是整部书里最精的几件作品之一。我们在大学里学习古代经典，日日临帖；对于当时较普遍的个性化很强但并非从经典出发，而是靠长时间自己反复斟酌打磨的许多中老年书家作品（应征《中国新文艺大系》的作者中没有年轻人），心里总是有不满足，认为名声很大但学古不够，时见粗糙疏阔而少见笔精墨妙出神入化者。但沈鹏先生的应征作品，却打破了我的固有印象。他笔下的跌宕如祝允明、方截似孙过庭、流畅若黄庭坚，一招一式中隐藏了很深的“古法”痕迹。看得出即使不是反复几千遍临习，至少也是反复几千遍的编辑审稿眼光独到之所致。当时印刷技术落后，名家大师的字帖出版极少；我们看不到的经典，美术出版社的总编因工作关系，想必一定能够看遍看透。于是，对当时正年富力强生机勃发的沈鹏先生建立新的书法观而言，这种滋养是得天独厚的，而且是旁人无法企及的。
《中国新文艺大系·书法集》于一九八七年九月出版。迄今已三十多年了。正是当时的瞬间印象、惊鸿一瞥，我心目中的沈老草书的专业形象，就这样被建立起来了。每个书法大家，都必然有自己一生精力所聚的经典代表作，也一定会有一批相对常态发挥的笔墨精良作品。我们作为批评家，当然要看到其“平原”的常态水平，也要看到其“高原”的优秀水平，但关键之关键，还是要看其作为人生和书法的“高峰”即代表作的水平。“新文艺大系”中的沈鹏先生的杰作，和几十年间他通过各种途径将准备出版的得意之作如手卷、册页托人从北京送来嘱我题签，这种翰墨唱酬往还，让我有机会拜观多件他本人认可的精品力作。我的印象，这不下十数件的精品力作，足以标示出他以抒情性的草书所能达到的专业高度。而在当时，除林散之先生以擅草书大名之外，一般的书法家，即使是在书协主席团、理事会的成员中，按比例统计，都是写楷行书者居多，专隶书者亦多；习篆尤其是专擅草者十分少见。此无他，楷、隶、行书方便从自然书写中转换而来，易于得手，而习篆须先专攻小篆字学、草书要先专习草法，非花费专门精力，耗时耗力，实难从日常书写中轻易转换而得。沈鹏先生选择孜孜不倦地以草书实践树立自己的学术个性，或许可从此窥出端倪。
结语
沈鹏先生的成就，代表了一个时代。这不是一句笼统含糊的概括。他活跃于书法界并参与、执掌协会三十多年，其思想观念影响了一代新进，其价值观与本体论已自然而然成为我们信奉的基本原则。其专业意识所体现出的时代表征，有纯复原古典传统文化重视书法立身根基的“诗书一体”；有对近现代文明的思维开阔的“美术（艺术）理论”的借鉴与活用于新兴的书法；有避开一般沿用写字与书写常例而别出专门的“草书抒情”的独特审美目标；至少这三个坐标，都是与当时的平庸世俗相比足以令人耳目一新的。
——大家都沉溺于点画撇捺书写技巧时，他力倡书法中“诗性文化”的重要性。
——大家都习惯于以书法为老朽的旧学古学时，他大声疾呼书法是艺术、书法要更重视现代美学美育理论的主体作用。
——大家都以写毛笔字的常态借技法来敷衍和应对社会文化需求时，他却寻找到一个草书（可能连识读都困难）“抒情”“原创”审美的至高实践目标。
这些，都构成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书法界在某一历史时期的一个鲜明的、不可替代的形象。可以说：沈鹏先生的这三十多年，正是在风云激荡中“除旧布新”、践行守正创新的三十多年。
值此《沈鹏全集》编辑出版之际，受沈老及编委会同道之命，为撰芜文如上，并以此叩颂沈老九十鲐背之寿！
二〇二一年三月
（编辑：李想）
转载自：中国文艺网